江西省政府召开第46次常务会议 叶建春主持

虽说道教有信仰的重要性，但道教信仰与西方宗教信仰截然不同。

抗战前周佛海说过：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所有这些，在49年以后当然受到严厉批判。

他左批唯物辩证法与共产主义、右批胡适的实验主义与自由主义，并从哲学史的角度肯定蒋介石与孙中山的继承关系。三是认为阶级斗争理论不足以解释历史：这种只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口号。贺麟在1950年4月至1952年6月期间被管制，三反时被迫坦白自己有侵吞公款的行为（现在开放的档案中无法得知侵吞的具体详情），在思想改造运动的中高潮中交出过去为蒋介石献策、进行文化围剿的万言书底稿。1927年北伐军胜利挺进的消息传至美国，留美学习的贺麟兴奋不已，随即在东方学生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中国革命的哲学基础》（该文后发表于《清华周刊》英文版）。贺的政治关怀不是被动的。

一定要经过许多慎思明辨笃行的功夫，才可以构一个中心思想。也只有精神的基础才是最巩固的基础。具体来说，良知既包括前面提到的知善知恶之知，也内含为善去恶的意向以及好善恶恶的情感认同，这三个方面都是良知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这里，德性与规范更多地呈现相互统一的形态。按其现实形态，两者很难分离。关于中西哲学的关系的考察，也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事实上，黄勇教授在其著作中也一再提及知行合一的问题。

现在人们谈知道如何，往往侧重于将其与命题知识完全分离开，这似乎不足以完全把握知道如何的全部内容。心学一系的王阳明则更多地强调作为内在道德意识的良知，由此赋予德性以某种优先的地位。

《当代美德伦理》一书涉及儒家哲学的不同方面，看似属于历史性的研究，但其中又处处渗入了不同的理论视域，而不同于就史而论史。以理学而言，其中的程朱比较关注天理，后者既是规范的形上化，也表现为某种超验的原则，强化天理往往意味着突出普遍的规范。从比较狭义上的区分看，朱熹由格物穷理走向道德行为的主张，更多地体现了知识的进路：由格物穷理，进而知善知恶，由此引出为善去恶的具体道德行为。从《当代美德伦理》来看，厚厚一册，对儒家德性伦理的论述非常详尽。

从研究进路看，他的研究方式蕴含着比较普遍的哲学意义，以此为视域的研究工作，也呈现了学术上的积累性和建设性。原发信息：《天津社会科学》第20203期 内容提要：儒家作为一个整体，乃是基于仁和礼的统一，后者既在仁的层面上涉及内在精神和德性的完善，也以礼为背景而关乎广义上的社会规范系统，由此，儒学在伦理学上既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德性伦理，也有别于康德的规范伦理，仅仅从德性伦理的角度考察儒学，似乎不足以把握儒学的全部内涵。从儒家哲学中的不同人物或流派来看，同样每每存在各自的侧重。这可以视为以西方哲学为参照，以深化对中国哲学的理解。

一方面，德性既关乎个体的情意，也涉及理性的内容，后者所体现的，往往是伦理规范的普遍要求。就良知而言，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加以理解。

如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比较多地强调德性，并由此通常被看作是德性伦理的早期代表，康德的伦理学更多地侧重于普遍的道德原则，从而一般被视为规范伦理的代表。从该书的主题来说，其内容无疑属于历史研究，但是，他的研究又是基于德性伦理学这一理论的关切，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围绕德性伦理领域的相关问题而展开。

规范伦理所关切的则是做什么，其理论指向更多地从具体行为的考察入手，并趋向于以普遍的规范来保证行为的道德性质。尽管不论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还是就逻辑的角度而言，德性与伦理更多地表现为互动相融的关系，但在伦理学史上，哲学家每每对其作了不同的侧重。从伦理学上看，在现实的道德实践过程中，德性和规范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一书体现了作者独特的研究进路，首先表现为哲学的历史与哲学的理论之间的沟通。这里同时涉及道德行为的推动力问题。知善知恶与为善去恶之间，还需要有择善拒恶这样一种内在定势，后者属广义上的欲求意向。

回到中国哲学，问题首先涉及知和行的关系。黄勇教授对动力之知的讨论，乃是围绕王阳明哲学中的良知而展开。

当然，在行动的过程中，以上命题性的知识需要化为行动者的具体能力，或者说，化为王阳明所谓的身心之知，才能由命题性知识层面的知道如何做，达到实际地知道如何做。但是，在提升主体的某种能力、推动行动或促使行动的发生与知识本身的内涵之间，仍需要作一区分。

从这方面看，《当代美德伦理》仅仅从德性伦理的角度考察儒学，似乎不足以把握儒学的全部内涵。在哲学的不少领域中，黄勇教授都作了十分扎实的工作。

但另一方面，考察知行问题，同时需要注意知具有相对独立性，对这种相对独立性，不能不加以必要的肯定。注释： ①黄勇：《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版。然而，就其现实性而言，与成就什么相关的德性与涉及做什么的规范，在道德实践中无法相分。书中涉及儒家哲学的不同方面，看似属于历史性的研究，但其中又处处渗入了不同的理论视域。

历史地看，关于知识的理解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西方分析哲学中比较流行的主张之一，是将知识理解为经过确证的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20世纪60年代，盖梯尔对以上知识观念提出质疑②，由此引起了很多讨论。但总体而言，儒家作为一个整体，乃是基于仁和礼的统一，后者既在仁的层面上涉及内在精神和德性的完善，也以礼为背景而关乎广义上的社会规范系统。

显然，这一著作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对作为历史学派的儒家德性伦理所作的梳理，而是同时也表现为基于相关理论问题的新思考。综上观之，如何更为适当的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关系说，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然而，如书名所示，《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仍主要侧重于儒家思想的德性之维，对儒家伦理在总体上所体现的德性与规范的交融，似乎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从中国哲学的传统来说，知与行每每被视为相互统一的两个方面，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更是注意到知和行相互融合这一面。

从逻辑上说，首先要知道某一件事情是不是应该去做(即knowing whether)，然后再进一步追问，应该如何去做(knowing how)，在这一意义上，knowing whether和knowing how都属于认识中的规范性问题。知善知恶之知与择善拒恶的内在定势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康德视域中认知机能与欲求机能的统一，二者的关系不同于知识意义上的分与合。该书既是一部哲学史的著作，也体现了哲学理论的意涵和比较的视野，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作者黄勇教授哲学研究的特点。从逻辑上说，以上划分的标准并不完全一致：能力与动力更多地与知识的现实功能和作用相联系，而命题(proposition)则主要与知识的表达形式相涉，在同一个知识系统中，如果以不同的标准对其进行区分，便可能在逻辑上发生是否契合的问题。

向善的定向则近于康德所说的欲求，具有动力因的特点，以理性明觉的形式呈现出来的知识，唯有与这种向善的意向相互结合，才能够化为具体的道德行为。黄勇教授的哲学史研究，包括《当代美德伦理》一书中对儒家德性伦理的研究，总是注重于理论的诠释。

另一方面，对哲学历史问题的考察，又是基于理论的视角。知善知恶涉及理性的明觉：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善，其中体现了理性层面的分辨。

以道德哲学为视域，道德行为既离不开德性，也无法游离于规范，无论从历史的层面看，还是就现实的过程而言，德性和伦理之间本来是相互统一的。在理解知和行关系时，既需警惕销行入知，也要防止以上这一类销知入行。